即使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宪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则仍然在目标实现程度上给立法者留出了决策空间，立法者有选择实现某一目标的自由，也有决定这一目标实现程度的自由。
人大全权的人大地位观有失偏颇。[4]参见蔡金荣：《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法律实施的法理问题——以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载《法学》2014年第12期，第61—65页。
[73]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87—293页。从宪法序言中对史实的权威确认可见，中国宪法的目的即是创建一个现世理性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一个按照人民的意志来统治的共和国，而共和就是所有人参与、权力分工的政治统治。譬如，授权的内容和范围可以依据授权目的而确定。公法理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对公权力运行作事后的合法性评价，还致力于追溯权力运行结果之前的公共决策过程，为其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在满足前者的要求下，二是要直接具体地审议启动该项改革试点所面临的竞争价值这一内容，并据此作出科学的政策选择。
2012年年末实践中出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目的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在功能上极为相近，类推适用被禁止，那么亦不允许目的论扩张。根据一项研究 TransUnion 和 Equifax 的全国消费者信用数据库中约9%的人其信用档案有欠税和民事判决，也就是说大约有1980万人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指行为人因同一属性的失信行为被允许修复的次数，即行为人在同一领域因违法或违约而产生的失信行为被允许修复的次数，超过一定次数则不得予以修复。注释: [1] 以《厦门市生活垃圾违法行为信用修复办法》为例，该办法只有十条规范，其中实体性内容主要规定了信用修复的方法和法律后果：在方法上，仅以行为人向所在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机构申请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为凭据。（一）信用修复制度基本原则之确证 信用修复制度的基本原则即指导信用修复制度构建和执行的基本准则，它贯穿于信用修复的基本方面和主要制度之中。修复次数是指允许行为人的失信状态得以修复的次数。
例如，美国《信用机构修复法》第1679（h）条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监督信用恢复机构遵守本法，信用恢复机构违反本法规定的要求或禁止性规定都被视为是一种不公平的或欺诈性的行为或活动。三是在法律效果上，信用修复实现的是不良信用记录效力期限的缩短或者终止，即失信主体由于失信行为受到了国家职能部门的处理，从而使得其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甚至是剥夺，而通过信用修复则可实现禁止、限制期限的缩短或禁止、限制的全面解除。
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为我们进一步观察、理解信用修复这一新的法律制度提供窗口。具体服务形式表现为：修正报告中的错误信息、为消费者出具诚信函以及与债权人谈判重组借款人的债务等。在信用领域，造成失信的行为无疑是十分复杂而多样的，但在当前的信用立法中，仍然采取的是抽象化和一般性的立法技术，没有将行为的评价移入到信用修复之中。如果立法者严格将个人信息与信用评价之间的关联性框定在某一确定的标准之下，那么大量的个人信息因与信用之间缺乏关联性而不予以评价，个人因信用信息的不准确、不完整而导致信用下降的情况自会大幅度减少。
有的虽有规定，但极其单一，如《生活垃圾违法行为信用修复办法》仅规定了参加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信用修复方式，且无兜底条款为实践操作部门预留空间。以信用信息的归集为例，按照现有制度构建的逻辑，对信用信息进行归集的目的在于建立便于政府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市场主体查询、使用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归集而成的信用信息的具体内容决定着政府主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主体对被征信人的态度，包括合同的订立、政策的扶持甚至是惩戒的作出，无不与被征信人的信用信息状况有关。另一方面是赋予修复方式相应的法律效力，即修复方式不仅是相对人申请信用修复的佐证材料，而且应当作为信用修复受理机构作出决定的实质性依据。失信惩戒实施的意义在于，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强制性手段暂时或永久关闭失信行为人继续从事特定活动的通道，从而防止因失信可能导致的市场秩序的进一步失范。
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以信息公开为案由的行政诉讼中，申请人的胜诉率并不高，[16]这意味着诉讼程序的增加并不会为申请人权益的实现带来充分保障。而信用修复的意义在于，失信行为人通过积极作为将已被行政主管部门强制关闭的通道重新打开，从而获得和其他主体一样参与市场活动的同等机会。
修复程序则不同，它虽然体现的也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法律关系，但一经修复便应公示，并由主管部门统一纳入公共信息平台，能产生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在开展描述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那就是美国的信息修复主要是就个人而言的，企业一般没有信息修复的问题。
例如，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第611条 B 节规定：如重新调查不能解决异议，消费者可提交简要陈述，陈述异议的性质。[14] 《信用机构修复法》第1679条（b）规定：本法的目的是：（1）确保信用恢复机构相关服务的潜在购买者能在购买此类服务时，获得必要的信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参见李林、田禾：《中国地方法治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譬如，如果以失信主体为基础，同样仍需借助于行为类型的不同或失信程度的差异来构设不同的规则。第六条规定：鼓励支持省级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将不良信息主体作出信用承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志愿服务等有积极提升自身信用水平的行为作为制定信用修复认定标准的参考因素。公示期限是指在不良信用记录形成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作出之后，应当经过一定期限方可实施信用修复的限制性制度。
因此，信用修复制度建设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具体规则上，也体现在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范围上。3.信用修复的责任监督 信用修复的责任监督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申请人方面，应当真实反映情况，不得以欺骗、伪造、变造等手段办理信用修复，同时应当加强自我管理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法律、法规、规章和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中央国家机关对信用修复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然而，当下信用修复的制度建设似乎处于被遗忘的状态，无论是其制度文本量的规模，还是其具体内容质的深入，均与其应有地位不相称。
由此出发，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的规范指导意义在于，信用修复制度既需要为失信行为人信用修复的实现及其权益保障预留出充足的空间，又需要为信用修复的展开设定一定的条件乃至限制。例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中与信用修复有关的内容仅为第三十八条：在失信信息查询期限内，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履行义务、申请延期、自主解释等方式减少失信损失，消除不利影响的，原失信信息提供单位可以向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信用修复记录的书面证明，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应当在收到该书面证明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在平台查询界面上删除该失信信息。
对于这些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而言，实施市场监管是其职能的重要方面，这一职能包含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守护安全底线和促进市场发展等内容。对于此类情形，当前是按照异议程序来处理的，较为普遍的表达是：信息主体认为信用平台记载的公共信用信息存在错误、遗漏或者侵犯其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可以书面提出异议申请。邹焕聪：《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修复机制之完善》，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9年8月1日第6版。例三，《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修复，是指能源行业市场主体在失信信息披露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且消除不良影响后，向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能源监管机构提出修复申请，并经审核确认后，通过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对其失信信息进行相应调整的过程。
当然，紧靠实践并非是指对实践的简单复制，也并不意味着排斥对由此而形成的概念的反思和追问。（四）信用修复制度之重塑 1.行为修复制度的重构 行为修复是指失信主体通过实施相应行为改正失信状态重新赢得社会信赖以提高自身信用状况的一套机制。
但据笔者梳理，在信用修复的法规、规章中，修复方式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没有关于修复方式的任何规定，如《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有的失信主体则会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通过某些行为重建自身的信用。
从行为性质上来理解信用修复的限制，是指因违法或者失信行为的性质而不允许修复的制度。被申请人即承担信用修复职能的机构，往往也是提供公共信用信息的机构，而我国公共信用信息的提供者正是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或者其他公共团体。
在一般意义上，激励和约束既是行为塑造的两大支柱，也是法律制度能发挥调整特定社会关系作用的基础。（三）信用修复制度模式之选择 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这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运用得非常广泛的词汇，一般与制度发展经济等组合出现。诚然，失信惩戒是当前制度建设的重心，各种失信惩戒或者联合惩戒制度占据了信用法律制度的主体，但不能否认的是，信用法律制度除了失信惩戒以外，还涉及信用信息的归集、信用信息的披露以及信用等级评价等诸多环节。由此信息修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改变或者删除信息主体信用信息中不准确或者负面信息的过程。
无疑，这种做法不可取。在笔者看来，究其原因在于未能将信用修复置于一种关系性视角中，而仅仅对其作了单向度理解。
信用信息公示期限的不同，客观上造成了对相对人的不公平，也为信用修复带来障碍。而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梳理，不仅可以观察信用修复在整个信用制度体系中的方位，亦能为信用修复制度的完善或者构建提供一定的参照坐标。
同时在社会形成积极的激励引导，以实例向世人展示，积极的信用修复能使人重获行为自由。个人信用则不同，其信用状况极易受到诸如银行、其他经营者等信息优势机构的伤害，因而需要国家作出特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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